位极武官一品，善举造福乡里
清朝末年，平江浊水乡一位身无分文，吃穿无着的种田汉，因走投无路，投军吃粮，历经奋斗，从普通兵勇擢升至提督军门，诰授建威将军，并晋封二等男爵，赐穿黄马褂。他就是位极武官一品的余虎恩。
余虎恩（1836—1905年），字华南，号勋臣，外号余蛮子。出身贫苦，自幼放牛砍柴，帮父母维持生计。直至10岁，才进私塾，因家境太贫，半年后辍学回家，继续放牛砍柴。由于他个头大，又机灵，在一群放牛娃中享有威信，无论刮风下雨，炎夏酷暑，只要他喊一声，牛娃们总会集合到一起，统一行动。也许幼时的这种统率体验，为他日后领兵打仗建功播下了自信的种子。
咸丰三年（1853年），余虎恩的父亲在饥寒交迫中去世。孤儿寡母求借无门，在饥饿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备尝人间艰辛。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时任曾国藩湘军幕僚的李元度，在平江招募兵壮。余虎恩毅然报名加入，成为李元度的平江勇营兵。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
咸丰七年（1857年）秋，李元度调职，平江勇营归并沈葆祯部，余虎恩随部调驻江西贵溪，转战江西、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统军远征新疆，余虎恩被左督帅亲点加入西征军。在入疆誓师会上，余虎恩奋臂疾呼：“收复新疆，余某甘为先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激发了四万余名西征军将士誓死收复新疆的爱国热情。由于新疆幅员辽阔，沙漠阻隔，且有叛匪袭击，为西征军运粮是当时最艰巨的任务。余虎恩独闯帅府，毛遂自荐，毅然立下军令状，领命运粮先行。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余虎恩将50余万斤粮食，分千匹骆驼驮运，穿沙漠、翻天山，冒酷热、战严寒，日夜兼程，向巴里坤进发。他让押运将卒，每人肩负一袋红薯，兼行兼食，既减少了途中的米麦消耗，又节省了一日三餐建灶为炊的时间。并多次与偷袭的叛匪浴血奋战，终于七月底，按期将这批粮食悉数运达巴里坤。左宗棠得到余虎恩胜利抵达的捷报，异常激动，连声赞曰“忠哉此军”。余虎恩作为西征军会攻前线的指挥，率兵浴血奋战，攻城夺地，协助左宗棠收复了北疆、南疆。在西征大军班师东回后，他又领兵驻边抗俄。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伊犁回归，新疆全境收复，他才离开转战6年的新疆。
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廷再次起用已告老还乡的余虎恩。他统领振宇军先后驻屯醴陵、萍乡、武冈、岳州等地，追匪捕盗，维持地方秩序，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世职，赐穿黄马褂，并获慈禧皇太后钦赐便服、寿匾的殊荣。这块寿匾，至今仍保存在平江县三阳乡一农民家中。
在平江，民间流传着余虎恩建武圣庙的故事。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余虎恩任陕西省陕安镇总兵，任期内告假回家，适逢文庙春祭。他自忖可趁机聚会故旧僚属，于是按时前往文庙祭孔，不料却被主祭李元度迎门堵住，李以“敬崇孔圣，弘扬儒教，为读书人事，非谈兵论武之地”为由，将余虎恩拒之门外。余虎恩的部属愤愤不平，提议：“祭孔无份，何不建个武圣庙，尊崇精忠报国的岳飞、忠义双全的关羽。”余拍案叫好，选定离孔庙不远的下贯坪建庙。不久，便建起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平江武圣庙。落成之日，余虎恩举行大礼，士官百姓云集，场面壮观气派。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余虎恩以“年老体弱，伤病复发”为由，奏报朝廷，准予解职，以提督衔回到平江金窝。回故里后，他出资建“永储仓”，捐资储粮，赈济贫苦百姓；修建义渡两处，方便过往行人；资助天岳书院扩建校舍，增设学田。由于他唯善是举，造福乡里，深受父老乡亲的拥戴。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余虎恩病逝于平江，享年70岁。到清王朝覆亡时，余家帅府之名已不复存在，唯有一代名将英名流传于世。
男爵：古代贵族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中的最末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