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风送爽的九月，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并举办了以“初心与手迹”为主题的馆藏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手稿展活动。在庄严肃穆、气势恢弘的展厅中，我们看到了《上甘岭》《创业史》《李自成》《平原游击队》《上海的早晨》《保卫延安》《我的第一个上级》《青春之歌》《玉门诗抄》《红岩》《新英雄儿女传》《三家巷》《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清江壮歌》《我的短诗选》《李双双小传》《天山牧歌》《阿诗玛》《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等21部具有文学史价值、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高度的红色手稿。这些作品经历了时间的确认与岁月的淘洗，记录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宝贵的革命历史与精神历程，也成为读者大众耳熟能详的文学佳作。文学馆将与手稿相关的元素增加到本次展览之中，如同一部作品不同题材和形式的手稿（小说手稿、电影脚本、舞台剧本）、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作品插图、作家的照片，以及捐赠的作家个人物品等。这些相关元素的加入，能够让读者对作家的作品有更为丰富而具象的了解。

公刘《阿诗玛》手稿

70年在历史长河中或许只是弹指一瞬，但那些在重要历史转折中写就的宏大叙事，一定会在民族精神图谱上留下深深的烙印。《红岩》《青春之歌》《保卫延安》《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等作品在文学史上光芒闪耀，江姐、林道静、周大勇、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等形象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这些文学经典犹如鼓舞斗志、蓬勃激昂的华彩乐章，在浩瀚的历史时空中回荡。这次展览能够让观展的人们重温一段段红色历史与革命往事，引领读者深刻感受到作家创作红色文学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进一步了解珍贵手稿背后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手稿

“改”出来的“英雄史诗”

在这次参展的手稿作品中，我们非常幸运地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手稿。这套手稿不仅包含写作大纲和人物表，而且包含一至九稿的修改本。90年代初，杜鹏程夫人从西安来到北京，她告诉舒乙，已将《保卫延安》手稿清理出来，欲送给文学馆保存。但这部手稿足足有两尺多高、十几斤重，共36万字，体量之庞大，实为罕见。她一个人实在背不动，希望文学馆能派两位同志前往西安取回。这部作品数易其稿才得以出版，出版后又进行过3次修改，出了4个不同的版本，目前可考的总共有16稿之多。舒乙曾经在文章中回忆道：“《保卫延安》是手稿多的冠军，修改次数多的冠军。”

杜鹏程《保卫延安》手稿

在因年代久远而微微泛黄的第一页手稿纸上，我们可以看到红色、浅蓝色、墨蓝色和灰色4种颜色的笔迹，纸张上写满了错综复杂的修改符号、密密麻麻的增补文字。透过满溢着作家心血的薄薄纸张，我们仿佛能看到战地记者杜鹏程伏在膝头用蘸水笔记录着延安保卫战每一个难忘的战斗场面。比较小说的内容不难发现，经历这几种笔迹的修改以后，原版的文字表述基本上所剩无几，如同重新创作了一遍。更有意思的是，这页手稿上有一个用铅笔划过的大大的“×”，似乎在最后一版的修改中将这一页全部删掉了。实际上，《保卫延安》的第一章第一段就有六种不同的写法。作家杜鹏程也曾经回忆过这部战争年代的“英雄史诗”数易其稿的艰难过程：最初，他白天骑马出去采访，到晚上坐下来写这部作品。经历9个多月的时间，创作出近百万字的报告文学书稿。稿子大都是使用缴获的国民党粗劣报纸和宣传品的背面来抄写的。在此后4年的时间里，作者将报告文学改为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60多万字精简到17万字，把17万字增补为40万字，再把40万字简化为30多万字。今天看来，在4年多的漫长岁月里，这部作品几乎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这深深浅浅的笔迹背后，是对新中国发展历史进程重要节点的生动记录，是作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精神的执著追求，更是对在战争中流血、流汗甚至牺牲的人民战士的敬畏和尊重。

“我一定要捐给国家、

回报国家”

姚雪垠《李自成》手稿

作家姚雪垠的儿子、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姚海天回忆到，“父亲生前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把著作手稿、友人书信、史料卡片、藏书、作品版本、音像资料乃至字画等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为了这个心愿，他用工整的小楷字写了《捐赠书》”。1999年4月29日，姚雪垠以89岁高龄辞世，4个月后，姚海天遵照父亲的遗愿，代表母亲和家人向新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捐出了一万余册藏书以及书房的全部用品，文学馆在C座一层展厅复原了姚雪垠的书房。

1990年姚雪垠将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2010年10月9日，姚雪垠诞辰100周年之际，“姚雪垠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文学馆举行。会上，姚海天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出了珍贵的《李自成》第四、五卷手稿。这些手稿一部分包括姚雪垠口述录音的整理稿，一部分则是姚雪垠晚年在身体日衰、精力不济的情况下，仍然每天凌晨两三点钟起床，用蝇头小楷字一笔一画地“爬格子”写出来的，手稿工整干净、弥足珍贵。

“父亲生前说，他的全部文学资料属于国家，一定要捐给国家、回报国家。父亲生前已经捐出了一部分，他去世后，我代表家人向文学馆捐出了两批文学资料。2020年，在父亲诞辰110周年、《姚雪垠全集》全部编辑出版后，将按计划捐出家存的全部文学资料。这既是落实父亲生前的遗愿和对我的嘱咐，对父亲诞辰110周年也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姚海天说。

2010年姚海天在“姚雪垠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

上捐出《李自成》第四、五卷手稿

在已捐赠的文学资料中，不乏各类手稿、名家书信、线装书、音像资料、多种著作版本以及名人字画，但最值得一提的是7000张资料卡片。这些卡片是姚雪垠为创作《李自成》，在数十年中研读六七百种历史典籍后用蝇头小楷将有关资料抄录下来的，不少卡片还有批注、按语和创作中的心得感悟等文字。这些卡片是作家处理史学、美学、创作艺术的典范，可以称得上前无先人，是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的一大创新。这些文学历史资料，可谓姚雪垠家中的“镇宅之宝”，记录了他在半生岁月里为创作《李自成》呕心沥血、艰苦长征的足迹，姚雪垠及其家人坚持将这些宝贵的文学财富，无条件捐给文学馆，用以回报国家和社会对他的哺育。

“凡有石油处，

皆有玉门人”

李季《玉门诗抄》手稿

1946年在延安写下民歌体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的诗人李季，在50年代初，来到了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矿。在这里他写下了长诗《生活之歌》和短诗集《玉门诗抄》，其中有“来自四季冰封的群山深处，流向辽阔千里的大戈壁滩”（《石油河》）这样动人的诗句。李季以朴素、明快的诗风，平实、稳健的语言，生动书写了新中国“玉门人”的劳动热情与精神面貌，也因此拥有“石油工人”的美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社藏的短诗集《玉门诗抄》手稿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部诗集收录了李季在1953年至1954年间所发表的石油题材短诗数十首，展现了玉门人勘探、开发中国首个天然石油基地的艰辛与自豪，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历史文献材料。除了诗集手稿以外，2008年左右，李季的家人还捐赠了他的部分珍贵书信手稿、作家收藏的《王贵与李香香》的剪纸作品、作家私人藏书、老照片等具有重要文学及文化历史价值的私人物品。“不仅有我父亲在玉门油矿下油田时戴过的铝盔，下放干校时用过的、印有作家名字的扁担，还有作家穿过的军大衣，贴身使用过的烟灰盒、扇子、通讯录、证件、地图等小物件，以及看书时用的书桌等家具”。李季之子李江夏回忆说，“还有贺敬之为我父亲采编的《爱情·土地·人生——顺天游2000首》写的再版序。”

除此以外，捐赠品中还有李季在1972年赴越南访问时和胡志明主席的合影、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会议合影、1982年萧三先生写给李季夫人李小为的书信、1999年中华铁人文学基金会追授作家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的奖牌、《闻捷诗选》的题字等，以及《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续编》《红与黑》、1957-1979年全套《诗刊》等大量作家私人藏书。这些具有年代感的物品成为历史与时代的记录载体，为我们更为生动而具象地了解作家本人的心路历程、创作心态以及身处社会环境的丰富与复杂，提供了重要参照。

“我们知道管桦

心里想的是什么”

管桦《小英雄雨来》手稿

许多“80后”、“90后”儿时记忆中的英雄——“小英雄雨来”的手稿故事，更为生动曲折。2002年，著名作家管桦辞世。管桦的代表作品《小英雄雨来》的手稿原本藏于管桦家乡、河北省丰润区还乡河畔的管桦陈列馆和雨来纪念园中。

管桦纪念馆建成以后不久，管桦夫人李婉邀请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人员去纪念馆参观。纪念馆虽然藏有《小英雄雨来》的珍贵手稿，但因馆内条件有限，并未配备纸质文物保存所必需的防尘螨、污染、潮湿、干燥等智能系统。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仅可以为手稿提供恒温恒湿的保存条件，而且也能够为各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让手稿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价值。在作家管桦的家人与文学馆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小英雄雨来》这部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整个文坛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作品，最终从作者的家乡来到了首都北京，并在此“安家”。 2006年4月，李婉女士从老家将《小英雄雨来》的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此外，还有《将军河》等作品手稿、作家的私人日记、珍贵书信、文学创作素材等，以及各种版本著作和作家签名赠书700余册、作家字画作品35幅以及书桌、文房四宝等物品，共900余件。李婉女士在捐赠仪式上饱含深情地说：“虽说这些手稿字画能卖不少钱，但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做，我们知道管桦心里想的是什么。”

手稿的捐赠是作者及其亲属的“一家之事”，也是文坛发展与文脉留存的“家国大事”。自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以来，经巴金先生的奔走呼吁及征集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当代文坛诸多著名作家纷纷响应，将个人珍藏的代表作手稿、字画与研究资料慷慨捐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收藏的“第一桶金”。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文学馆拥有着20世纪文学数量最丰富、种类最齐全、保存最完好的作家手稿3万余件。手稿作为承载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不仅对作家作品的解读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也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面向的研究价值。回溯这一件件文学手稿的保存历史与流传故事，我们可以发现，每一部手稿的征集都凝结着文艺工作者辛勤的汗水，都汇聚了文坛前辈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奉献与热忱。

能够一起走进红色手稿背后的故事，我们何其幸运。这些故事里折叠了多少历史的往昔，破碎的书页中留存了多少时代的风雨，批阅的笔迹如丝丝引线，鲜活的文字似盏盏明灯，必将照亮文学的未来与前行的方向。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9月30日4版